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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武德元年的倒春寒，来得比预想中更为酷烈。正月刚过，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雪便席卷了关中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官道断绝，河水冰封。长安城内，炭价陡升，寒气无孔不入地钻入每一条街巷，也钻入了新朝官员们刚刚因封赏而有些发热的头脑。

    兵部驾部郎中的值房里，火盆烧得通红，却依然抵不住从窗缝门隙透入的凛冽。杨军裹着一件半旧的裘袍，眉头紧锁，正对着一份刚从河东绛州（今山西新绛）以“六百里加急”送来的军情文书副本发呆——不是为内容，而是为这文书送达的过程。

    文书内容是驻守柏壁（今山西新绛西南）的唐军总管裴寂（李渊心腹，不久前被任命为河东道行军总管，防御北边刘武周）的例行军报，提及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在太原以北活动频繁，但暂无大举南侵迹象。军情本身不算十万火急，但这封“加急”文书，自绛州发出，竟足足走了九天！按制，六百里加急，日行至少六百里，这段路程正常三日即达。

    文书末尾，绛州方面用几乎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附加了几句说明：大雪封路，驿马冻毙三匹，驿卒病倒两人，不得已绕行山路，故致迟延。

    “又是驿站！又是驿马！”杨军将文书副本重重拍在案上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和疲惫。他上任驾部郎中一个多月，发出的整顿公文雪片般飞向各地，但反馈回来的，除了推诿扯皮，便是各种触目惊心的现状报告：驿站破败、驿马倒毙、驿卒逃亡、驿道失修……这场大雪，如同一个无情的放大镜，将他试图掩盖的脓疮彻底暴露出来。

    “郎中息怒。”一旁的令史小声劝道，“天灾如此，非人力可抗。往年……往年也是如此。”

    “往年？往年天下大乱，自然无人理会。可如今是新朝！是武德元年！”杨军站起身，在狭小的值房里踱步，“政令军情，国之血脉。血脉不通，四肢何以灵动？中枢何以掌控四方？一场大雪便让加急军报迟滞数日，若真有边关急变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

    他知道，抱怨无用。必须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，而且要快。秦王李世民将他放在这个位置，不仅仅是让他发现问题，更是要他看到成绩，尤其是在这个敏感时刻——东宫与秦王府的角力日益公开化，任何能彰显秦王府（或者说李世民一系）务实能干、为国分忧的政绩，都至关重要。

    “传我命令，”杨军停下脚步，目光锐利，“第一，以兵部驾部名义，紧急行文关中、河东已受大雪影响诸州县，令其立即组织民夫、兵丁，优先清理官道，尤其是连接长安与洛阳、太原、陇右的主干驿道！所需钱粮，由当地先行垫付，事后由驾部核实报销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，核查各驿站存粮、草料、柴薪情况，若有短缺，就近从州县官仓调拨，务必保障驿卒、驿马基本生存！冻伤病倒的驿卒，立即救治，可酌情给予抚恤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，”他走到悬挂的那幅巨大关中舆图草稿前，手指沿着几条主线滑动，“挑选长安至潼关、长安至岐州（凤翔）、长安至泾州（甘肃泾川）这三条最紧要的线路，每五十里设立一个临时‘雪路巡察点’，由当地驻军或县衙差役负责，配备铲雪工具和少量驿马，分段负责道路清雪和紧急信使的接力护送。此事，我会亲自奏明秦王殿下，请殿下协调兵部和地方驻军配合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套应急方案，核心思想是：集中力量，保障关键干线；发动地方，分段负责；军事与行政结合，提高效率。虽然仓促，但总比坐视瘫痪强。

    “郎中……这，这需要调动不少人力物力，且跨及兵部、地方州县、驻军……恐非驾部一司能协调。”令史面露难色。

    “所以需要秦王殿下出面。”杨军沉声道，“你立即将这三条策议写成详细条陈，我要面呈殿下。另外，准备一下，我明日要亲自去长安以西，看看沣峪驿到骆峪驿这段路的情况。薛仁贵何在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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